【人物名片】黄少安，经济学博士、教授。山东大学产权研究所和经济研究院（中心）的创始人。现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YLZZ永利总站（中心）院长和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制度经济学和农村经济等，被认为是我国经济学界少壮派和实力派的代表之一。1999年入选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2000年入选国家教育部优秀跨世纪人才；2001年获全国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奖（教学和科研奖励计划）；获2004年度孙冶方经济学奖（2005年公布）；《从家庭承包制的土地经营权到股份合作制的准土地股权》获首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等。2007年受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记者：黄教授，您曾经说过“个人理想要与社会进步方向一致”。作为青年经济学家，你很早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这背后您一定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和艰辛，请您谈一下您的求学经历和感受，也给更多年轻的学子以启发。
黄少安教授：由于条件约束，我没有大路、好路和捷径可走，走的是弯弯曲曲的路。但是，因为第一，我不停顿；第二，我走得比较快，所以也就不一定比别人后到。我父母是中小学教师，1968年，我六岁时，因为“文革”，母亲领着我们兄弟几个下放回了农村务农。我生长于湖南省洞口县雪峰山下的农村。从小学到高中，由于农村的闭塞和必须从事农业劳动，也由于那个年代没有读书氛围，很少读书，对外界的信息也知之甚少。根本不像现在的孩子学那么多知识，知道那么多事情。其实自己也很不努力，就是特别贪玩，既不满于现状，又刻苦不起来。不过玩的内容丰富多彩，很多能力都是在这些玩的过程中获得的。上初中时，约12岁左右开始，就必须一边上学，一边给集体放牛和干其它农活了，挣的工分不多，但是比没有好。那些劳动，都是直接与山、水、田野打交道，尽管有时很累，却也有很多乐趣，我们还玩出了很多花样。当然，玩，是尽量不让父母知道的。真是“穷快活”。不过，我农活干得不错，读高中时，大部分南方的农活都会干了，是一个不错的农民。考高中时，是考试加保送，以保送为主。我的考试成绩第一，还差点没被保送。考大学并不顺利，1979年考试分数不算低，过了重点大学录取线，可是由于不会填志愿，第一、二、三志愿都没录取，最后被一所师专捡录。由于在农村，师专也得去上，那时别人还很羡慕呢。其实我心里很不服气，二年级开始，我就立志要考研究生。那时学习已经很努力并且自我感觉颇有方法和见解。1982年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山区的国有农场当教师。我既必须把本职工作做得很好，还要准备考试，条件很艰苦。当时选择经济学专业，只是笼统地认为，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将来需要经济学的人才肯定很多。以后每走一步，都得到过单位和一些同事的理解和支持，但是也都是克服了很大困难的。1984年，研究生还没考，有机会考上湖南省委党校公开招生的理论班经济学专业，农场不让走，不过所在的中学校长支持走，再加上当时大形势是鼓励学习的，上级完全出于要培养和使用我们这一批人，所以我是先被调动单位（到党校）、再去学习的。两年的时间太宝贵了，我们是如饥似渴地学习经济学。以后又是不让考研究生，考上了又不让去（都没有恶意，是从工作出发的），再后来调往原湖南财经学院（现湖南大学），又得到了原单位极大的理解和支持。到湖南大学后，觉得自己应该继续深造，工作一年又被同意考博士生。
至今为止，我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有自己的相对优势，但是对自己的不足是有自知之明的。不过，作为个人，一辈子能做的事情是很少的，能做好的事情就更少了。“个人理想与社会进步方向一致”，这是我懂事以后（考上大学以后）的自我要求和告诫。我现在也常常把这句话送给我的学生们。不知道他们是否接受。我希望他们能接受。人，必须有理想，人各有志嘛，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理想是成为一个一流的贼或者黑社会老大，那就不太好吧。当然，这是极端的例子。意思是说，把个人的理想和成功融于社会进步之中，这样，个人理想更能实现，实现了也更有价值。
记者：是的，另外，这些对我们年轻人来说，确实是非常宝贵的。现在，您作为国内最知名的研究产权与制度的经济学家之一，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研究内容？
黄少安教授：产权理论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同时期的许多经济学家都从不同的侧面或角度论及过产权问题。但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并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的产权经济学，却是现代的事情。现代产权经济学富有活力，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还在继续。但是，在繁荣和活跃的同时，也存在某种混乱，许多问题的研究有待于深入和扩展。
我把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或哲学基础总结为：（1）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哲学基础；（2）受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影响；（3）以证伪主义为主，也有证实主义和历史主义。把其主要内容归结为六个方面：交易费用理论、产权起源理论、企业产权理论、产权制度的比较与选择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以及对权利的法经济学分析。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现代产权经济学已经做出了很大的科学贡献：首先，作为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已经确定了单一的主题，有一套范式。其次，作为正统经济学的发展：一是把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具体化为交易成本分析法；二是把正统经济学扩展到了一个广阔的新领域――制度分析；三是把制度作为影响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内生变量，从而使资源配置效率的分析更加充分和客观。但是，与“斯密革命”、“马克思革命”、“新古典革命”以及“凯恩斯革命”在经济科学史上的地位相比较，它还称不上是一场“革命”，自身也还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也可以说，现代产权经济学还有很多地方值得完善，也正因为如此，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记者：近些年来，中国社会与制度层面发生了很多变迁，被称为处在一个“大转型”的时代，您在此之上，原创性的提出了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设”，能否请您谈一下这个方面？
黄少安教授：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工具来分析、解释中国的制度变革，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正处于改革过程中的中国的丰富的制度变迁事实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是，仅仅满足于用现有的理论解释现实是不够的，需要以现实考察为基础进行理论上的创新。我的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正是在总结中国制度变迁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第一个假说是“同一轨迹上制度变迁的收益先增后减”。所谓“同一轨迹上的制度变迁”是指一个重大的制度变革发生后，在这个大的变革框架内具有完善、修补意义的持续的制度变迁过程，也可以认为是依存于主制度的从属制度的变迁。这里隐含的一个前提是：制度变迁是以效率提高为取向的。所谓的“边际收益先增后减”是指：一个制度在连续变迁过程中，开始时，因为巨大的成本支出和风险，边际收益是很少的，但是是递增的，从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升，会上升很快，很快达到最高点，以后再持续下降，呈倒“U”型。
第二个假说是“政府以行政手段推进市场化进程在一定限度内是有效的”。长期以来，新制度经济学家虽然充分肯定了国家力量作为制度变迁动力的重要性，认为其具有规模效应，但是他们又对国家强制变迁的绩效表示怀疑。所谓的“诺斯悖论”（我没有发现有“悖论”）说明的就是国家权力在垄断租金最大化的驱使下，导致国家陷入低效率状态的可能性。但是中国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转轨是我们不得不重视政府在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作用。所谓的“政府以行政手段推进市场化进程”，是指政府以非市场的行政力量培育与发展市场，放弃对社会经济的全面管制，逐步扩大市场自主决策的比例，推动整个社会向市场经济体制前进。以行政手段推动市场化进程，将比市场经济体制的自然形成成本更低、新制度确立的时间更短、相对收益更大。从整个社会制度变革的宏观角度考察，在一定限度内政府的行政力量推动市场化进程也是有效率的，因为它确实能提高制度变革的规模效益、节省改革成本、缩短改革进程。所谓“一定限度”，是一个非准确定量的概念，大体上的意思是：政府不能包办一切，只能在可行的区域和时间内运用非市场化的手段，而且要适时退出舞台。
第三个假说是“制度变迁主体角色定位与角色转换”。制度变迁总是涉及不同的主体，包括集团和个人。不管什么主体参与制度变迁都有其目的，都有自己特定的利益形态和内容，他们是被假定为经济人对待特定的制度变迁的。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事实是：面对同一制度变迁或不同的制度变迁，不同主体持不同的态度、扮演不同的角色，而且，这种态度或角色还可能变化，因为制度变迁对不同主体的利益影响是动态的、变化的。这就是制度变迁的角色定位与角色转换。决定不同主体角色定位与角色转换的主要因素，是制度变迁与不同主体的利益相关度。
记者：目前我国“三农”问题依然严峻，仍存在种种困境，您曾对于中国农村的经济问题尤其是土地产权制度作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你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黄少安教授：从理论上说，土地产权制度会从两个方面影响农业产出。一是直接影响，即土地产权安排对人们的激励不同，从而影响人们投入生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二是间接影响，是指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即使投入相同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生产资料等，也会有不同的产出。这是因为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人们劳动的积极性以及使用生产资料的效率是不同的．
我们曾经以中国大陆1949一1978年土地产权制度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产出的相关性为研究对象，得到了以下的结论：
第一，不同阶段的不同产权制度，对人们投入土地、劳动、化肥等生产要素的激励程度确实不同，这是直接影响。
第二，如果投入相同的或者可比的生产要素，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要素的利用率不同，这是间接影响。
第三，综合考察和分析1949年至1978年间各时间段不同土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可以认为：“所有权农民私有、合作或适度统一经营”是相对较好的制度。因为在这种制度下，能较大程度地激励各生产要素的投入，单位土地和劳动等要素对产出的贡献率也较高，从而使农业总产值高速而稳定增长。
中国土地制度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相关性，是非常值得研究的。1949年或者更早一些至今的中国大陆土地制度的变化，就非常具有研究的理论和实际意义。这种研究现在不是多了、透了，而是不够。
中国的土地产权制度进一步变革的方向是一个重大问题，已经超出了单纯经济学的范围，可能需要重大的理论创新。就政策操作层面提出建议时，我们需要更加慎重．不过我们有理由认为(历史也可以告诉我们)：在确认和保护农民所有权的前提下，实行自愿的适度的统一经营，走上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的农场式经营，可能是中国农业土地产权制度和农业经营组织形式的理想而可行的变革方向。
记者：那么您最近的研究领域和方向都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黄少安教授：我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产权和制度经济学展开的。近期主要做下面几项工作：
1，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例如：制度分析是基于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制度是构建的还是演化的？演化论和博弈论作为方法是否可以通约？制度与技术谁决定谁？如何认识和把握制度的计量分析？如何看待制度经济学的内涵发展和外延拓展及边界？等等。
2，中国土地制度与经济增长。在已有基础上继续研究。关键是资料，特别是有关数据的获取和处理，是有难度的。
3，“合作”与经济增长以及“合作”经济学的思考。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在相同的要素禀赋条件下，不同国家（企业）却有不同的经济增长，从制度角度可以做出一些解释，但是不能解释全部。一个国家或组织内部不同主体之间以及与外部是否合作或者不冲突（冲突的最高形式是战争）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解释相同的要素禀赋条件下的不同的经济增长结果。人类经济行为及整个经济运行，就像一枚硬币，一面是竞争，一面是合作，两者同等重要，没有好坏和主次之分，都是推动社会经济和其他方面进步的动力，甚至“合作”更符合人类的终极价值，对人类更有利。“合作”是相对于“竞争”而言的一种人类基本的经济行为。已有的经济学对竞争已经解释的很充分了，而对合作的解释却很不够。经济学应该充分解释合作。21世纪的经济学可能是以“合作”为主线的经济学。
记者：黄教授，您是从厦门大学走出去的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作为厦门大学的校友，请您谈谈在厦门大学学习时的感受以及对王亚南经济研究院（WISE）的看法和建议，好吗？
作为厦门大学的校友，我很荣幸。我是1991-1994年在厦门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吴宣恭教授是我的导师，胡培兆教授、石景云教授都直接给予我许多指导和帮助，还有当时经济学院（当时没分成现在的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其他前辈，都给予了大量的帮助和良好的影响。我非常感谢和尊敬他们。
在我眼里，厦门大学是中国大陆最漂亮的大学，也是最适合学习和从事科学研究的大学。厦门大学有着优良的传统，学风很好，注重基础理论，也强调学以致用。经济学也是如此。厦门大学的经济学一直很辉煌，很有实力，为海内外所称道。不过，大家都在竞争中发展，都在快速发展。厦门大学算是及时感受到了竞争的压力，并且采取了有效措施，以保证厦大经济学能够继续辉煌和领先。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WISE）的创立，是近年来保证厦大经济学发展的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措施，是一个战略举措，也体现了厦门大学决策者的战略眼光和历史责任感。
王亚南经济研究院（WISE）的起点非常高，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水准。在洪永淼教授的带领下，在很短的时间内，WISE取得了令国内外学术界瞩目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一大亮点。相信厦门大学会从体制以及其它方面给予王亚南经济研究院（WISE）更大的发展空间，王亚南经济研究院（WISE）也一定会实现其目标。我也会为其发展尽力。至于建议，就一点：把困难估计充分一点，不怕困难。尽管学校努力创造条件，但是，只要想创业，就会有各种困难，而且困难往往比想象的多。克服困难、实现目标，才显英雄本色嘛。
（采访撰稿：YLZZ永利总站（中心）2006级金融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盖书文）
